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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议党领导下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变革历程
[内容摘要]土地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，是农民生活最基本的收入来源，而土地使用效益是衡量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在农村解决好了土地问题，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。本文试从我党领导的三次土地制度变革中找到可借鉴之处，以有利于我国解决“三农”问题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。
[关键词] 农业 农村 土地经营模式 土地政策变革
土地问题不仅是革命时期的重要问题，也是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要问题。从中国革命时期最早的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到现代中国农村的“土地承包责任制”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。1927年8月7日，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(八七会议）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。这是我党在政治上的巨大进步。事实也证明，这是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。也是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。此后的几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。本文着重对这三次变革作了介绍，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历程，对于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农村土地政策变革的经验和教训，对今后我国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有一定的意义。
一、在党的领导下，农村土地政策经历的三次变革
第一次变革是土改、互助组和合作化。
土改，是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；互助合作运动，是继土改之后进行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，即变农民小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革命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。50年6月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，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。这次土地制度改革以消灭“封建剥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”为宗旨的，到1952年9月，土改工作基本完成，我国农村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：小农经济。土改之后，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，农村的互助组织也进一步增多。为了克服小农经济日益暴露出的弱点和局限性，按照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小农经济，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，根据列宁的“合作化计划”和党在过度时期总路线的要求，吸取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，制定了农业发展要走合作化的道路，力图通过互相合作的道路实现对小农的改造。
以山西全省为例，随着土地改革的迅速完成，农业互助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到1954年夏季，参加互助的农民在农户总数中所占比重上升到60.4%。逐步形成了农民个体所有、互助组和合作化共同经营的新的农村土地制度。
第二次是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。
1957年冬季，全国掀起了以兴修水利、养猪积肥、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，揭开了“大跃进”的序幕。1958年 5月，党的八次全会二次会议通过了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。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发展起来。从 1958年7月份起，各地连续报导“高产”卫星的消息：河南小麦亩产达7320斤；湖北早稻亩产36900多斤，广西中稻亩产13万斤，福建花生亩产1万多斤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认为农业高产“卫星”的事实生动地证明 ：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。
以1958年 8月毛泽东提出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”和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》为标志，“人民公社化”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，迅速席卷神州大地。例如：河南省遂平县的公共食堂、河北省徐水县“共产主义试点”的供给制。随着人民公社的实现，农村食堂、托儿所等组织日见普及，大量的妇女劳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。到1982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时，全国农村取消政社合一的体制，作出了重新设立乡政权的决定。“人民公社”在中国共存在了近25个春秋。
第三次变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。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是把集体所有、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变革为集体所有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。
1978年12月，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。此时，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人家，聚集开始商议一件后来传遍整个中国的事：包干到户。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，共同翻开了历史的一页：农村土地的新改革---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又称“凤阳大包干”。
“凤阳大包干”的具体方法是：除土地仍属集体所有、社员只有承包使用权外，其他生产资料均折价分配到户，所有权归户，社员可以在承包的土地上自由耕种。由于小岗人开创的大包干“包”的范围大，简便易行，所以全国广大农村社队绝大多数采用了大 [1] [2] [3] [4] 下一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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